編者按：本文是英國布魯內爾大學經濟金融系高級講師揚·菲德爾穆茨（Jan Fidrmuc）博士寫給本刊的專稿，由外交學院王微翻譯。

什么危機？

當前，無論是政治家、媒體還是歐洲公眾，都在公開議論歐元區(qū)一些國家面臨公共債務違約、脫離歐元區(qū)甚至兩種情況同時發(fā)生的可能性。

有人提出，讓這些深陷債務危機的歐元區(qū)外圍成員國——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主權債務違約或退出歐元區(qū)是兩種可行的解決方案。引起這些國家債務危機的直接原因是相似的：在全球性的經濟衰退期，它們的公共債務余額數量驚人。但是，導致它們巨額債務的根本原因各不相同。

在希臘，問題在于政府開支的無節(jié)制。歐元問世后，歐元區(qū)國家的利率趨同，使過度的財政支出更為容易。導致這些外圍國家利率下降，借貸成本降低。在愛爾蘭，政府的財政政策相對穩(wěn)健，老百姓和銀行業(yè)卻因房價的不斷上揚而興奮異常。歐元區(qū)的低利率也對房地產市場的非理性繁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旦樓市崩潰，愛爾蘭銀行業(yè)將處于破產的邊緣。愛爾蘭政府為避免這種情況發(fā)生，對住房貸款進行了擔保，并最終接管了銀行的不良貸款。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情況介于希臘和愛爾蘭之間：葡萄牙與希臘更相似，西班牙與愛爾蘭差不多。

債務危機具有非常重要的自我實現(xiàn)特征。一旦投資者不再相信某個國家的債務償還能力，則要么不再提供貸款，要么提高新增貸款的利率。無法獲得資金和無法償還過高的利息費用都加大了政府債務違約的可能性，使得投資者更加不愿意提供貸款，進而陷入惡性循環(huán)。隨著形勢的不斷惡化，最終違約成為痛苦稍少的次優(yōu)選擇。例如，在1999～2002年的外匯和債務危機中，阿根廷就選擇了違約。

截至目前，歐元區(qū)不愿承認正面臨一場大規(guī)模債務危機，試圖用大量的資金挽救這些處于破產邊緣的國家。它們這樣做不只是出于團結和利他主義：一個國家的主權債務違約會產生多米諾效應。如果一個國家被允許破產，市場會預期其他國家也將破產。此外，危機將并不僅限于上面提到的四個外圍成員國，意大利或比利時很可能是下一個。在歐盟范圍內，這兩個國家債務占GDP的比重僅低于希臘。

截至目前，對希臘和愛爾蘭的救助計劃雖然在政治上頗有爭議，但還是得到了絕大多數歐元區(qū)成員國的同意（斯洛伐克除外）。然而，人們普遍認為，西班牙經濟總量太大，無法進行援助。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早期對希臘和愛爾蘭的救助可能只會延遲歐元的垮臺，而無法阻止歐元的崩潰。

尋求退出

如果歐元區(qū)分崩離析，歐元是將完全消失，還是只有部分國家退出（或者被驅逐出）這個共同貨幣區(qū)？正如許多人指出的那樣，歐元完全消失的成本巨大，容易引起不穩(wěn)定，而且實際操作相當復雜——在16個歐元流通國家進行貨幣替換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也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

更有可能發(fā)生的情況是，希臘和其他一些深陷債務危機的國家離開歐元區(qū)，并恢復使用原有的貨幣。歐元將繼續(xù)保留，并在余下的國家中流通。另一個稍不現(xiàn)實的可能是，德國與其他幾個國家（如奧地利、荷蘭）退出歐元區(qū)，然后建立一個全新的改良貨幣聯(lián)盟，并將現(xiàn)有歐元留給剩下國家。無論選擇哪種方案，成敗的關鍵在于，必須在大眾達成歐元將崩潰的一致預期前開展退出計劃。因為，如果大家都預期希臘將退出歐元區(qū)，國際投資者和希臘人會將資金從希臘的銀行轉移到安全的“避風港”，如德國。事實上，它們很有可能會申請巨額的歐元貸款，然后將其存放在安全的地方。這樣就能使其退出歐元區(qū)，并在該國新使用的貨幣貶值中進行套利。這就是修正的格雷欣法則：人們想持有用良幣（歐元）計值的資產，持有弱幣計值的負債。

對于這些深陷債務危機的國家來說，退出歐元區(qū)的好處將是巨大的。退出后，這些國家可以對新幣進行貶值，以此提高自身的競爭力，振興本國經濟。經濟的加速發(fā)展將使它們能夠在不大幅增稅和削減政府開支的情況下減少赤字。只要本國法律允許，它們的債務還可以用新的貨幣重新標價。一旦貨幣貶值，其債務的歐元價值會下降。本國的投資者不會受到傷害，但國外投資者在該國沒有正式宣布債務違約的情況下，將承受與其貶值幅度相同的資產縮水。

余下的歐元區(qū)國家也將從中獲益：它們省下了援助這些破產邊緣國家的財政支出，獲得了一個規(guī)模更小、更強健且更不容易發(fā)生危機的貨幣聯(lián)盟。

團結則生，分裂則衰

歐元區(qū)目前的問題可以用羅伯特·蒙代爾的“最優(yōu)貨幣區(qū)”理論（《美國經濟評論》，1961年）清楚地進行解釋。蒙代爾認為，共同貨幣是面臨對稱沖擊，或具備有效機制化解非對稱沖擊帶來的不利影響的國家和地區(qū)的最優(yōu)選擇。核心的歐元區(qū)經濟體高度一體化，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這個定義：因為貿易、資本和人口流動，使危機對這些國家的影響相似，且更容易外溢到其他國家。但是，這些條件對歐元區(qū)外圍國家并不適用。

那么，最優(yōu)貨幣區(qū)定義的第二部分提到的調整機制是什么？蒙代爾認為，在歐洲，勞動力的流動率非常低，跨國界的勞動力流動率更低。因此，另一種調整機制是財政轉移支付：歐盟可能會因此變成一個轉移支付聯(lián)盟，這也是德國近來所擔憂的。歐盟和美國有著天壤之別——不僅美國比歐洲的人口流動性更大，聯(lián)邦政府還可以通過財政工具干預各州的財政，更重要的是，在危機時期，沒有人對聯(lián)邦政府的做法提出質疑。相比之下，在歐洲，歐元區(qū)國家是否愿意繼續(xù)幫助它們有困難的伙伴受到了廣泛的質疑。

除了國際比較，從歐洲不長的歷史中仍然可以找到相關的教訓。歐洲貨幣聯(lián)盟并不是歐洲在貨幣一體化道路上的第一次嘗試。以前的嘗試還包括拉丁貨幣聯(lián)盟（1865年，由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和瑞士成立）和斯堪的納維亞貨幣聯(lián)盟（1873年，由瑞典、丹麥和挪威成立）。這兩種嘗試都在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宣告失敗。本杰明·科恩（《歐洲貨幣聯(lián)盟之外：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經濟與政治》，1993年）分析了這兩個案例。結論是，國際政治比經濟對貨幣聯(lián)盟穩(wěn)定性的影響更大，以前兩次嘗試的失敗是因為參與各國沒有“同命運、共患難”的意愿。這一教訓對解決現(xiàn)在的問題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且不論救助究竟劃不劃算，只要歐元區(qū)一些國家想要甚至僅是考慮放棄救助，現(xiàn)在的“歐元區(qū)”將注定走向滅亡。

不要恐慌

除了缺乏政治承諾，還有一個因素證明，放任此次債務危機自由發(fā)展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無論是財政或外匯危機，都是由不可持續(xù)的政策引起的。通常情況下，大家都心知肚明這些政策是不可持續(xù)的，但要廢除這些政策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我們可能都贊同預算赤字過大，但怎樣才能削減赤字？是削減國防開支、醫(yī)療保健、社會福利、公務員工資還是退休金？是應該統(tǒng)一提高所得稅稅率，還是僅提高高收入者或是低收入者的稅率？抑或是提高增值稅稅率？希臘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國家處于債務違約和破產的邊緣已一年有余，但這個國家每隔幾周仍會因為那些反對緊縮財政方案的大罷工而陷入癱瘓。公務員不想接受較低的工資，卡車司機對燃油消費稅提高和法規(guī)變化導致新公司進入市場門檻變低，進而壓低其運價而感到憤怒，退休人員和學生都因為政府不如從前慷慨而感到不滿。更讓希臘全民都“火冒三丈”的是，德國一家報紙曾經調侃地建議：希臘人應該出售一些島嶼，甚至雅典衛(wèi)城。

誰應該為改革“買單”的爭論將隨著危機的全面爆發(fā)而停止。這個理論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由阿爾佩托·阿萊西納和艾倫·德拉提出，并被廣泛接受（《穩(wěn)定為何姍姍來遲》，《美國經濟評論》1991年，第81（5）期，1170～1188頁）。阿萊西納和德拉認為，穩(wěn)定之所以無法實現(xiàn)，是因為各國對誰應為調整“買單”存在分歧，并因此陷入長期的“消耗戰(zhàn)”中。所以，危機繼續(xù)且勢頭不減，直到被影響嚴重的某一方最終妥協(xié)并同意承擔不對稱的成本。因為對該方來說，接受調整比讓危機繼續(xù)下去更加有利。比如，公務員可能更愿意削減20%的工資，這總比政府破產后他們無法領到工資要好。又比如，企業(yè)主可能愿意支付更高的稅收，這總比惡性通脹給企業(yè)經營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要好。

換句話說，危機推進改革。事情總要經歷了“山重水復疑無路”，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除非已經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人們總是不愿意為了長期的利益而付出短期的損失。

這聽起來似乎有理有據，但阿萊西納和德拉的理論是否真的在現(xiàn)實生活中適用？他們的觀點顯然是理論性的，我們需要通過實證分析對此加以驗證。艾倫·德拉和威廉·伊斯特利發(fā)現(xiàn)了一些支持其觀點的證據（《危機誘發(fā)的改革？傳統(tǒng)智慧的簡單實證檢驗》，《經濟與政治》，2001第13期，129～157頁）。他們發(fā)現(xiàn)，與那些只存在溫和通脹的國家相比，經歷高通脹的國家在接下來的一些年份里通脹率更低。同樣的，與那些只存在溫和的外匯黑市溢價的國家相比，存在較高外匯黑市溢價的國家能更有力、更有效地穩(wěn)定貨幣市場。漢斯·皮提里克和斯特芬·維爾特（《危機是否加深了經濟自由化程度——一個實證檢驗》，《歐洲政治經濟學雜志》，2003年，565～581頁）指出，沉重的危機孕育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因此，理論和實證同時證明：危機確實推動了改革。

這聽起來很不錯，但危機又給經濟增長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危機總是伴隨經濟的急劇衰退。因此，雖然危機推動了改革，但也帶來了經濟的萎縮，故長期來看，國家可能變得更加貧窮。在我與奧弗涅大學的阿麗亞·提奇特合寫的一篇論文（《我是如何學會停止擔憂并愛上危機的》）中，進一步深入探究了危機帶來的影響。由于危機和改革并不常見，我們用各種方法，專門研究了曾經經歷過危機和改革的一個樣本——東歐劇變后的共產主義國家。20世紀90年代，這些國家?guī)缀踉谕�一時間經歷了不同程度的危機，嘗試了各種經濟改革，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們以1989年為基期，計算總產出達到最低年份時經濟的真實萎縮程度，以此來衡量危機的嚴重程度。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們發(fā)現(xiàn)：總產出下降程度越大，后續(xù)的改革力度越大，經濟增長速度也越快。因此，危機同時“孕育”著改革和經濟增長。

目前，由于歐元區(qū)國家的團結和慷慨解囊，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都已經脫離險境，這至少能暫時停止危機的進一步蔓延。然而，這種短期收益可能是以長期的損失為代價的——這些國家損失了對經濟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進行根本性改革的機會。